1929年11月29日，位于日本神奈川县的箱根，一名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在酒店内被发现中枪身亡，官方结论定性为自杀。这一事件的发生十分突然。在此之前，佐分利刚刚返回日本，针对中日新约问题向中央政府汇报。中国原本希望利用谈判收回部分主权，而他的意外去世直接中断了谈判进程，也引发了外界对于他究竟是主动了结生命，还是被日本国内强硬派所牺牲的质疑。要深入理解这一疑问，我们需要考察他外交上的立场及其在日本外交政策中的角色。

佐分利出生于1879年，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，后来通过外务省的考试进入外交界。1906年左右，他参与了日本对清政府的军事教育援助项目，并在中国任教。据传他与中国学生相处的若干故事，虽可能有人夸张成分，但无可否认的是，他早在此时就已经对中国事务有了深厚的了解，并与后来成为国民政府核心的蒋介石有过接触。这段经历使他在理解中国社会方面，胜过许多只在东京办公的官僚。理解与认同之间仍有距离。

在币原喜重郎主导的日本外交政策下，佐分利被赋予了更多的职权。币原主张通过谈判、经济合作与国际协调来扩展日本利益，反对轻易诉诸武力。这种被称为“币原外交”的策略，受到军方和右翼势力的批评，认为过于软弱，而佐分利则是这一政策的重要执行者。曾在美国工作并参与华盛顿会议的他，回国后担任外务省条约局长，专注于国际条约的处理。币原需要像他这样熟悉条约并具备谈判能力的人。

1925年，中国召开了关税特别会议，旨在恢复关税自主，但日本却在争取对自国商品有利的税率。在表面上，似乎日本比以往更加温和，但实际上仍然在维护自身经济权益。这一事件很能体现问题的本质，即佐分利所谓的“温和对华政策”并非放弃日本在华的特权，而是希望通过更有程序的方式进行利益交换。

1927年3月，南京冲突引发了英美军舰对南京的炮击，日本驻华方面在是否采取同样行动中也面临压力，但最终日本政府选择了不参与炮击，佐分利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劝阻作用，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利好。蒋介石在与日本接触时对这种克制表示认可。有评论指出：“只要我们继续谈判，中日之间仍有解决办法。”对此，佐分利回应说：“武力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，而条约才会带来持久的稳定。”尽管他的话符合其外交风格，但并未能反映日本对华政策的真正转变。不炮击南京一方面是考虑控制局面，另一方面也为外交留下了回旋余地，根本上仍是战略上的克制而非道义上的亲近。

1928年5月，济南惨案爆发，田中义一内阁派兵山东，日军与北伐军再次发生冲突，外交与军事间的矛盾显现。日本外交官可能主张缓和局势，但一旦军方认定武力更具优势，外交部门往往只能随之而动。佐分利后来被任命为驻华公使，正逢国民政府推进重新改订条约。1929年6月，国民政府提出废除既有不平等条约，要求逐步取消治外法权并恢复关税自主。10月7日，佐分利向蒋介石递交国书，并与王正廷展开谈判。日本原则上表示愿意讨论取消治外法权和恢复关税自主，中国则承诺保护日本侨民及接受平等机会和开放门户等原则。看似双方接近合作，实际上在执行细节和经济利益上存在巨大的分歧。

张学良曾参与为佐分利举行的招待活动，并表示“他是个很好的人，谈得来”，这反映出佐分利为人和善并与中国官员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关系。然而，私人关系的融洽不能改变国家政策的根本走向。11月下旬，佐分利回国请示，11月29日，他在箱根旅馆被发现中弹身亡，年仅50岁。日本方面认为这是自杀，但币原对此表示怀疑，认为佐分利身体健康，不应是因绝望而自杀，因此推测他可能是遭到右翼或军部势力的暗杀。这一怀疑并非毫无根据，毕竟佐分利曾在南京问题上反对采取强硬行动，在对华谈判中也表现出一定的妥协。对军方来说，这些行为可能被视为挑战其扩张的阻碍，右翼势力则将其视为软弱和妥协的表现。

然而，现有证据并不足以确认佐分利确实是被暗杀，直接将其死亡归咎于军部同样缺乏决定性证明。可以明确的是，他的去世与中日新约谈判的中断相互重叠，而日本对华政策也随之果断转向强硬。因此，佐分利并不能被视为中国意义上的“亲华人士”。他反对的并非日本在华存在，而是仓促动用武力；他的选择是拉开谈判的空间，因为这更符合日本的经济和外交扩张利益，而不是承认中国应当完全摆脱日本的影响。值得遗憾的是，他看到了武力冒险的潜在代价，试图用条约形式包装日本的利益，但这种政策既未真正尊重中国的主权，也难以遏制日本国内不断膨胀的军国主义。佐分利的死或许中断了某次谈判，但并非日军侵华加速的唯一原因，真正导致局势恶化的，依然是日本政治结构中外交、军方与经济势力共同向外扩张的长期合力。